2019-12-03 14:10:30第一节 创建初期（1904年～1916年）
孙中山是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先驱。1886-1887年，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开始学医，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887年，孙中山转往香港西医书院，他的老师康德黎（Dr. J. Cantlie）是香港红十字会发起人、首任会长，曾组织香港英商、士兵、警察等施以救护训练，有100多人取得专业证书。在康德黎言传身教之下，孙中山对红十字会很早就有着深度认识。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获救后，受伦敦红十字会“总医员”柯士宾委托，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成中文，这是中文世界最早的红十字会技术文献。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已对红十字救护事业有深度了解，曾写下《劝各名医仿泰西预筹救伤会歌》，在序言中指出：“泰西各国医士有红十字会，凡遇交战之时，会中医士雇工携药料追营后，如有受伤兵弁，无论敌人，亦皆舁回医治，敌人不准伤害，此泰西公例第一功德也。”郑观应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为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创设提供了基础。
1900年，张竹君（1879-1964，广州番禺沙湾岐山村人）毕业于博济医院，为中国本土培养的最早女西医之一。毕业后1901年，她利用家族财富与友朋徐佩萱（后成为黄兴夫人，改名徐宗汉）捐款，在广州河南创办南福医院。南福医院建在漱珠桥旁、龙溪南首约。“施医药，救贫穷”是当时医院的办院宗旨。南福医院即为我院前身。因医院位于广州河南，南福医院有造福河南人民之意。
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两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对东北人民生命造成极大危害。为解救受苦百姓与受伤将士，广州、上海志士不约而同地发起成立赤十字会、红十字会，希望能效仿国际红十字会，派出救护队前往东北救伤。
1904年3月上旬，张竹君联合广州医生马达臣、朱启亮、伍汉持等一众广东志士，在商人邓倬卿的支持下，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联合筹建粤东赤十字会。
当粤东赤十字会开始筹备时，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正在广州工作，闻讯之下，即为该会进行筹款工作，说服华侨富商张弼士、黄诏平等人“捐资协赞”，并专程前往香港，请香港华商领袖温佐才、冯华川开会演说，“普告绅商，踊跃捐输。”
1904年3月8日粤东赤十字会获两广总督岑春煊批准成立。会址设在广州市河南龙溪首约。粤东赤十字社成立后张竹君转赴上海工作，她所创办的南福医院交由马达臣等主持，南福医院设为粤东赤十字会附属医院。马达臣成为首任会长。
在清末民国时期，广州市红十字事业实行的是“院会一体”的管理体制，经常由红十字会领导兼任医院院长。院、会在各项人道主义救助活动中不分彼此，密切协作。粤东赤十字会的主要创始人张竹君、马达臣、伍汉持，以及后继的红十字会广州分会等人，始终忠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贯彻反帝爱国传统，坚持国人自主办理人道主义救援活动，这是广州市红十字会及附属医院的优良传统。
南福医院靠近珠江，当时交通以船载为主，故附近及近邻四乡来求医诊病者甚多。可是远道而来的患者乘船毕竟慢且不方便，加之一些重病患者和那些行走不方便的病人需要留医治疗，虽然设置了简易病床，但留医者日渐增多，医院地方小远不够用。后医院迁至西关多宝大街，增开了留医院。
1905年，因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限制华工赴美的不平等条约，粤东红十字会会长马达臣领导了广州的反帝爱国运动，多次集会要求清政府拒绝条约。在美方要挟下，清政府逮捕了马达臣、潘信明、夏仲民三位拒约运动领袖。1906年，在广大爱国分子奔走呼吁下，清廷释放了马达臣，爱国群众热烈欢迎马达臣出狱，画面刊登于《时事画报》。
在马达臣、伍汉持领导下，粤东红十字会职员训练有素，表现了突出的专业素质。1909年，停泊在大沙头的船艇发生火灾，延烧30多艘，被烧、溺水者达数百人。马达臣闻讯，率领红十字会同仁前往现场施救，捞起溺水者9人，当场救活8人，条理井然，忙而不乱，当时媒体给予很高评价。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满清政府。广州作为革命军的大本营，为适应战时救伤的需要，由革命政府拨给产业，位于广州南关增沙一座大屋（周东生大屋）开设救伤医院，定名为增沙总医院，由红十字会分会负责拨款及管辖，分会对伤员全部免费收容治疗。增沙总医院即有620个床位，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医院。万国缔盟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会前身）派遣意大利籍医师多人前来协助战伤医疗救护。
由于伤员太多，增沙总医院难以收容，于是红十字会将西关多宝大街南福医院，改为西分院；将东较场口的钟氏家祠建成东分院。总院和西、东分院均归红十字会领导及拨放全部经费。医院仅对住小病房的伤员收取膳食费，其余费用均免；住在大病房的伤员则全部免费，直到痊愈。
1915年军阀陈炯明主持粤政时，为筹措军饷，欲将增沙总医院产业变卖。这时红十字会已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分会。陈炯明亲临医院向红十字会广州分会熊长卿会长索要医院产业执照，当众撕毁后，又派宪兵来医院催迁，红十字分会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半年之后只好将医院业务结束，伤员出院。
1916年，广州红十字分会在河南租赁民房作为临时会址。因系租赁民房，不宜做医院使用，更无地方作病人留医之处。当时有陈侠卿君欲组公司，向绅士薛明谷君买得其向海幢寺僧众买来的护龙岗荒地约20余亩，将一半辟为同福上街，另一半因地方军警每在此枪决犯人，事后即草葬于此，故仍然荒闲。陈侠卿买地后，备文请当地警察所出告示禁止在此乱埋乱葬。陈原欲将此地作为自用，后见红十字分会急需办公会址，毅然将此一半捐给红十字分会[注1]，并主动邀请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得到卫百揆等先生的积极响应。最后就在同福西街之角建成两层楼房一座，定为分会会址。
1916年分会由陆如磋担任会长，他领头向各方募捐筹建附属医院，得到各界及东南亚各地华侨积极响应。捐资在护龙岗前“普同塔”[注2]附近建造了三座平房，遂命名为广东河南红十字分会附属医院。
1917年，分会又得到优界（粤剧）义演，将收入捐献作建院之用。医院此后每年都陆续扩建，分别命名为第一留医院、第二留医院，星洲堂第一、第二课室及宿舍等以示纪念寓意。扩展后挂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广东河南分会附属医院的牌子，恢复门诊及留医之医疗业务。由分会会长陆如磋及其妻曹慧仪医生负责主持，医师有许永乐等共同主诊。设病床20余张，产床数张。医院经费全由分会供给，属赠医赠药并施救的慈善团体。
注1：据1989年《院志》P3记载。另据1989年《院志》P15记载，陆如磋1916年担任会长后将自己在同福上街之地产捐给红十字会作为分会会址。据访问两人都曾捐过地，但具体位置等已无法考证。
注2：护龙岗前原有一小岗“狮子岗”，海幢寺在岗前建有一塔，用作安放寺内僧人圆寂后的骨灰，称为“普同塔”。即为我院目前花园广场北侧，古榕树附近。
第二节 早期变迁（1917年—1949年）
1919年，谢英伯（1882—1939，广东梅县人）担任红十字会番禺分会会长。
1921年10月，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宋庆龄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会长，希望能借重红十字会的专业经验，为出征军人服务。10月18日，宋庆龄邀请谢英伯到总统府劳慰办事处谈话。谢英伯红十字会番禺、南海、顺德三个分会总代表身份请宋庆龄担任名誉总裁。宋庆龄欣然同意担任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名誉总裁。担任红十字会番禺分会名誉总裁之后，宋庆龄加紧组织军人慰劳会与红十字会队伍开赴前线事宜。1921年12月6日，宋庆龄亲自率领红十字会救伤队伍由广州前往桂林，于12月21日顺利抵达阳朔，孙中山亲自前来迎接。 1922年5月6日，孙中山从广州前往韶关大本营督师，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会员多人一起出发赶赴前线。
1923年医院改名为福民医院，由红十字会番禺分会管辖。
据中国红十字会番禺分会章程记载，在1923年～1929年间，红十字会番禺分会经中国红十字总会校准成立。会址设在广州河南同福大街。分会常设5个机构：分会会址设总医院，即福民医院；设分院于广州市清平街，定名为西关医院，此外在总医院内设立产科学校，救护传习所及完全医药专门学校。
总医院（福民医院）已有较好的基础，此时积极网罗人才，开展救护工作，同时着力筹划建设三所学校。但在筹办过程中，分会会址及医院的产业屡遭侵犯。
1924年，广州市举行清查官屋运动，市财政局欲将分会医院后面地皮拍卖，经番禺红十字分会急电中国红十字总会转电大元帅府，据理力争要求保留，后得到允准。医院院长陆如磋等同仁仍认为政府口头承诺未必可靠，于是向广东省官产清理处呈请缴价，经缴款3000余元，获得营业执照。此时分会总医院全部地产已有三重营业的证件。
1927年，河南警察分局局长麦某，拿着旧“古松园”契据来医院要强行占地建房，分会职员出示产业执照，予以驳斥，并将其砖沙木料抛出围墙外，占地才不致得逞。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大批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广州市红十字会于12月24日至27日派出收尸队，在主要战场南关等处收殓烈士遗骸，加以妥善安葬。
1928年～1929年间，医院东边围墙被礼拜堂的美国文牧师拆除，重新砌围墙侵占医院土地十余丈。分会负责人找其交涉，因其是向政府财政所购买，不肯复原。分会急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经总会与美国公使交涉，文牧师奉本国领事通知，才拆去新墙，照旧址建回，并向财政所领回缴价款。
1930年以后，医院又归属红十字会广州分会管辖，仍称附属医院。根据红十字会章程规定，附属医院需要培训医疗、药剂人才。经积极筹备，医院开办了一所医药专门学校。校址设在附属医院内，由江学逊医师担任校长，梁泮生医师担任副校长，教员由院内医师兼任外，还聘请了市内各医院专科医师担任。上课地点就在院内星洲堂第一、第二课室。学员除听课外，还要到病房、门诊、药房等处见习与实习。该校先后培训了四届毕业生，均取得合格医师学历。后来广东省教育厅以学校未完全符合学制为由，明令撤销停办。
1936年医院开设救护传习所，培训了大批合格的救护队员；开办了产科学校，培训了一批合格的助产士。
医院经过20多年不断扩充院舍，培养人才，增添人员设备，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当年秋天开始，广州市区屡遭日机轰炸，无辜市民死伤甚多，医院伤员剧增。同年底得到国际红十字会及爱国华侨的踊跃捐助，医院迅速增加留医病床，加强了医疗管理，以适应收治更多的被炸伤市民及从北方逃难来的伤病同胞。广州市分会与省市当局共同组建“广东省救护委员会”，将全市分为9个救护区，救护人员共有一千多人，一旦有警，立即出动前往被炸现场抢救伤员，送往医院治疗。
当时医院还担负着组建第一救护大队的任务，在医院救护队的基础上，新招收了救护队员20多人，救护大队设在医院内，配备了队旗、担架、急救箱及急救药品。每个队员都发制服、头盔、袖章，并进行急救知识、救护操作和急救药物使用等基本训练。遇有日机空袭，队员便作好出发准备，警报解除后立刻赶赴被炸现场救护伤员，及时运送医院治疗。
1938年，红十字会为适应抗战来临的紧急形势，在长堤设立战时干事部，以便接收分配医疗物资，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络。6月6日，日军悍然违反国际红十字会公约，轰炸扫射红十字会战时干事部，救护大队长陈有光当场牺牲，总务主任陈侠卿等5人重伤。在15个月的救护活动中，红会救护总队共抢救了5000多名伤员。
1938年8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闻悉广州被日机轰炸，有大量伤员在红十字会广州分会附属医院救治，亲自来到广州，在分会曾养甫会长陪同下到附属医院视察检阅救护队，慰问伤员。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州前夕，民国省市政府各部门及机关团体纷纷向粤北转移。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决定迁到韶关，当时附属医院尚有70多个无家可归的伤病员需要继续医疗，黄德光、余国华两位医师自愿留守医院照料伤病员。于是红十字会广州分会委托黄、余暂管医院，担任正、副院长。另特委任柯道医师为义务院长。因柯道为德籍医师，当时德、日为结盟国。这样在广州沦陷时能借柯道医师保护医院，留在院内的伤病员也能得到继续治疗。
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卫生部门及机构撤退后，广州市除美、英、法等国教会创办的医院外，只留下市红会附属医院和方便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前身）。
红十字会广州分会负责人在撤离前召集附属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加以慰勉，希望留守人员从人道主义出发，坚守各自岗位，协助院长柯道医师，继续做好医院的各项工作。鉴于日军入侵南京时进行凶残的大屠杀，为了医院全体人员的安全，特将由华侨捐赠的一辆新救护车，备足汽油留下，以作医院同仁认为需要撤离广州时的交通工具。
广州沦陷前几天，柯道医师接受了红十字会广州分会的任命，来到附属医院担任义务院长。同时带来德医联合诊所X光技术员吴承培等7人，以及一批药物、手术器械、显微镜等医疗用品。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落日军手中。
柯道来院后，为了便于保护医院，将院名改为广州河南红十字医院，表示为一独立机构，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广州分会无关。并在院门口右侧油漆一个大红十字，左侧油漆一面德国旗。全院员工每人发一布制臂章，与院门口标志相同。当时医院未受到日军骚扰。
德籍医师柯道早在20年代就在广州行医，曾任广州二沙头颐养园及德医联合诊所医师，他擅长结核病专科，是抗战前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副会长（会长为吴达表博士）。他来医院主持院务后，由于他在华南医务界颇有名气，广州市民及四乡农民，慕名来院门诊及留医者络绎不绝。在他和黄德光、余国华的努力下，医院得到较好的发展，员工逐年增加。1939年医院开设附属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42年建立手术室，外科技术也得到较大进步。与此同时，柯道以个人名义向德国红十字会募捐，得到拜耳药厂生产的一批约值6000马克的药品。此外，医院从业务收入中累积了部分资金，加上柯道私人捐助及向亲友募捐等办法，扩充了医院业务用房及员工宿舍，医院当时成为广州市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医院之一。
1944年9月柯道医师要求辞去义务院长一职，仍任监理。院务由黄德光院长、余国华副院长负责。当时来院留医者甚多，病房仍不够用。番禺县市桥殷商陈耀氏倡议集资，捐赠给医院作为增建免费病院用。1945年1月黄德光院长为此事亲赴市桥，数日之间募捐到国币400多万元，返穗后着手筹建。几个月后，新免费病院落成，使一般贫苦人受益非浅。这时，红十字医院有大小建筑十余座，员工约150人，经常性病床140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广州分会由内地返回广州。会长由陈策市长兼任，朱广陶（市卫生局长）、陈玉潜任副会长，总干事为张宗象。返穗几天后，陈策、朱广陶、张宗象等一行到医院视察，走遍全院各处，看到医院规模比沦陷前有较大发展，且未与日伪发生任何联系。医院门诊及留院医疗从未中断，成绩可观，于是对全院医护人员勉励有嘉。不久陈策会长签署文件，表彰黄德光、余国华正副院长，并继续聘任黄德光任院长、余国华任副院长，黄德光仍兼任附设护士学校校长，领导医院及护校工作。
红十字会广州分会陈策会长视察医院后，恢复了管辖关系，医院亦复名为广州红十字分会附属医院，当时具体由张宗象、黄能彰二人负责接收医院。
广州沦陷七年，人民受尽日军欺凌，生活痛苦、营养不良，市区垃圾成堆、污秽不堪，因而疾病丛生，迫切需要医药救济品。初期，广州市紧急救济委员会将医药救济任务交由市红十字会承办，附属医院担负部分门诊赠医及留医免费治疗任务。
医院门诊分为特诊与赠诊两部分，特诊部在院内门诊本部，按照一般价格收费。赠医部另租医院对面同福中路的民房一所，属救济性质，只收药费成本，贫者减免。留医部病床大部分时间可住满，医院的业务收支大抵平衡。
1945年9月14日附属医院在杉木栏设立诊疗所，由附属医院派周怀坚医师前去主诊，实行全部施赠医药，民众前来求医的非常多。同年又在惠爱中路及东华西路设立诊疗所，附属医院每日派张绍拭、周怀坚、陈炳桂三位医师，药剂员黄金和护士两名分别前往应诊，也是全部赠医施药，分文不收，来诊病的人络绎不绝。此外，医院利用杉木栏诊所的空余地方，办起红十字分会难民招待所，使那些背井离乡的难民，一旦回来有暂住之所。上述经费由“市紧救会”拨付，维持约一年，后因经费不足，“市紧救会”将拨款撤销。诊所单靠捐款亦不足维持，故准许部分收费，但仍入不敷出。后来逐渐改为自费诊所，由市红十字会分会给予名义，一切遵循红会的规章法则，受其监督管理，只准许收取医药费以维持诊所开支。
杉木栏诊所后由林萍医师任主任，1948年迁往华贵路，1949年在十六甫西街增设了留产所；惠爱中路诊所1946年改派黄瑞英、刘赞臣医师主诊，由黄瑞英任主任，1947年所址被收走，被迫停办；东华西路诊所，主任植汉雄医师1948年辞职，由谢志文、冯健华医师接替，迁往仁济横巷。除上述三处诊所外，1946年10月在沙面西桥口肇和路开设诊疗所；1948年在多宝街开设诊疗所，另设留产所于宝源路，李钟令任主任；1949年在万福路开设诊疗所，由黄超汉任主任。红十字会市分会为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先后在市区内设立了六个诊疗所。
1947年夏，广东发生大水灾，市红会举办卖物会、职员节食等活动，筹款救济灾民。医院奉中国红十字总会之命组织巡回医疗队赴三水、清远等受灾严重地区担负医疗工作，分发总会送来的救济衣物。
1948年广州红十字分会改选，选举产生理事21人，会长由香翰屏兼任。同年国际红十字会专员白礼先生（Mr.Berli ）访问广州，由香翰屏会长、张宗象总干事陪同前来红会医院参观考察。
1949年广州临近解放，市红十字分会要求医院组织医疗队，派往粤北救治国民党伤兵，因黄德光院长坚决拒绝而作罢。不久，香翰屏及部分理事纷纷离开广州，市红十字分会员工征得留穗理事同意，推举黄德光为代理会长。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撤退前炸毁海珠桥，无辜市民死伤无数，大量受伤市民送到红会医院救治，抢救工作通宵达旦。此外，黄沙火车站被国民党军队炸毁，附近居民及珠江渔民死伤甚多。市红十字分会组织救护队到现场抢救，医院及各诊所共出动120余人次，救护伤员达200多人。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入城伊始，有些伤病员需要住宿治疗。广州市人民政府规定各医院必须收容解放军伤病员100名。红会医院设法增加病床，超额完成收治任务，最多时达到150人。医护人员以满腔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都愿为建立功勋的人民子弟兵尽自己的一份心意。
医院创立以来，历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至广州解放，经历了漫长的45年发展，成为当时市内首屈一指的留医院。
第三节 发展阶段（1949～1977年）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医院收到中共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的通告印件。明确告之要加强保护国家财产，坚守工作岗位。黄德光院长立即将通告内容告知全院职工，使医院秩序井然，日常医疗工作照常进行。10月14日广州解放，医院职工与全市人民一道无不欢欣鼓舞。从此，医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书写新的篇章。
1950年进行广州红十字分会的改组与交接。通过协商会议，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广兼任会长。在广州市民政局举行红十字分会交接仪式，由代会长、医院院长黄德光将红十字分会和附属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等全部产业、财产及人员名单册移交给新会长梁广。梁广会长宣布仍聘请黄德光、余国华担任医院正副院长。当时医院共有一百多名职工，其中医生18人，护士35人，病床120张。设备很简单，只有一台50毫安的X光机，3台显微镜。医院建筑面积4575m2，业务用房面积3421m2。同年黄德光院长辞去护校校长的兼职，由周怀坚医师兼任护校副校长。
195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派军代表孙润宽，政府代表何湘进驻医院。他们了解各方面情况和意见，领导有关接管工作。当时医院改名为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并确定医院的行政人事归广州市民政局领导，业务归广州市卫生局管。10月，黄德光院长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国防卫生建设，被派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
1952年，由上级委派张鉴传医师任医院院长。1953年4月，广州市政府决定医院全面划归广州市卫生局领导，从而对医院的发展更为有利，发展的前景也更加广阔。医院开始接受广州市公费医疗办公室的委托，承担河南、珠江两个工业区的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的任务。医院与广东造纸厂等37个单位，共有职工13000多人订立医疗合约，承担起门诊医疗及留医任务。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作为珠江南岸唯一综合性医院，随着区内人口剧增和两个工业区的建成，就医人数不断增加，促进了医院科室建设的发展。
医院除门诊及住院的大量医疗工作外，还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任务：院外会诊，市、区级领导干部的保健和健康检查，挂钩工厂和学校的职工、学生的定期体检，兵役体检，出国体检；下乡、下厂、下地段巡回医疗；各种除害灭病及救灾医疗等。从六十年代开始，担负了援外医疗队，如援印尼、冈比亚、赤道几亚和几内亚等国的医疗任务，多次派出援冈比亚医疗队，每届工作两年。同时派人参加援藏医疗队。从1965年起为贯彻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医院每年均派出农村医疗队到广东省及广州市农村开展医防工作。此外，医院还担负着地段疫情报告和家庭病床等任务。
在教学方面，五十年代起担任本院附属护士学校及第四医士学校的全部教学及实习指导工作。先后担任湖南医学院、广州医学院、广东省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广东医药学院等院校的见习、实习指导任务，担负本省及外地医生进修、举办专科学习班的任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医院各部门均处于瘫痪状态，各项医疗护理制度被取消，实行“医护工一条龙”，良性的医疗环境遭到破坏，医院的管理和技术受到很大的冲击，医疗护理质量明显下降。
1968年3月医院成立“革委会”。
1969年2月医院改名为广州市第五人民医院。9月市卫生系统实行军管，军管小组及工宣队进驻医院，医院科室实行“连排”编制。1971年革委会下设政工组、保卫组、办事组、医疗卫生组。
1972年开始恢复和完善了部分规章制度。同年建立了行政管理方面的会议、请示报告、院领导查房、院总值班等18项制度；科室业务管理方面的值班、交接班、护理、查对、危重病人抢救、查房、病历书写等24项制度；后勤管理方面的财务工作、财产物资管理、出入院等11项制度；修订医院各级人员职责。把这些材料印成《医院管理实施方案（实施草案）》一册，发给全院职工干部，要求共同遵守实施。
第四节 改革时期（1978～2004年6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当年11月，医院恢复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院名，修订和完善各职能科室工作范围和各专业科室工作制度。为了保证这些规章制度贯彻落实，医院组织交叉检查评比，促进了各项工作走上正轨。
1978年11月，大外科编制作了较大的调整，各个专业配备了相对稳定的床位及医生，普通外科专业组成的病区为“外一区”，神经外科、泌尿外科专业组成的病区为“外二区”，胸心外科专业组成的病区为“外三区”。
1982年在内二区建立了泌尿及内分泌专业。
1981年设立窥镜室（包括纤维胃镜、纤维结肠镜、支气管纤维镜等检查）。
1982年设立超声心动图室。
1983年设立腹部B超室。
1985年建立冠心病监护病房。并配备有心脏中央监护系统（4个分机），主要收治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心力衰竭及严重心律失常患者。同时也收治一些其他病种的危重病人。
1987年建立血液透析室，配有4部480VF人工肾的透析系统。
1987年，在原有创伤外科研究室的基础上，经上级批准成立广州市创伤外科研究所。内科成立心脏监护病房，儿科成立专科实验室，外科成立细胞培养室，妇产科成立细胞遗传实验室等，为临床科研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1988年设立肺功能室和心功能室，开展心脏电生理方面的检查项目。
1989年5月，大内科正式分为呼吸内科、内分泌内科、心血管内科、泌尿内科、消化内科、血液内科、传染病内科、神经内科和物理诊断科等9个二级专科。辅助科室有心电图，基础代谢室，心脏B超，心向量图室，脑电图，脑血流图室，腹部B超，肺功能室。当时大内科有医护人员130人，其中主任医师4人、副主任医师8人，主治医师12人，住院医师38人，主管护师2人，护师20人，护士45人，助护1人，病床128张。
1990年，楼高九层、建筑面积9746m2的住院大楼投入使用。该楼设有内科、外科、手术室，共有病床338张。
1992年，医院被卫生部批准为全国16个临床药学试点单位之一，1995年医院成立临床药学研究室。
医院作为广州市卫生系统改革试点单位，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至1993年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多项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领导体制改革：实行院长负责制。由院长组阁，把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改为聘请、委任相结合，从副院长到全院中层党、政、业务领导都重新聘任。当时换下12名中层行政领导干部，6名业务领导干部，提拔6名行政领导干部，4名业务领导干部。
精简体制改革：院领导由6人减为4人，行政科室领导由17人减为10人，行政科室由8个减为6个，党支部由9个改为8个，业务科室则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由23个增至26个。
经济管理的改革：对上医院与广州市卫生局签订了综合承包合同；对内，医院把向卫生局承包的各项任务分解与各科室实行“四包两保”的综合承包责任制，“四包两保”的内容为：包思想政治工作（10分）、包业务数量（35分）、包服务态度（15分）、包经济收支（5分）、保质量（35分）、保安全（加分或减分）。不同的科室采用不同的方法：凡能明确数量、质量、经济收支的科室以及部分后勤科室，如药房、制剂室、B超、心电图室、检验科、放射科、医械科、洗衣部、营养室等，实行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成或工作数量计件的定额管理，结合指标考核评分计奖；对临床科室，如内、外、妇产、小儿、五官、急诊等科室，实行按工作任务、工作质量、文明服务等指标的情况，结合两个效益评分计奖；门诊实行了“五定”（定人员、定任务、定数量、定质量、定奖金）。各科尽量做到敞开挂号，处理积压的小手术、小治疗及增加治疗项目，使门诊人数大幅增加。
改革诊疗制度，扩大医疗项目：为进一步满足群众防病的需要，增加多项便民、利民的服务性项目。
改革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把奖金发放权分为院、科两级，医院根据各承包合同的指标完成情况发给科室，科室则按每人贡献的大小、服务态度、工作性质、质量，确定其奖金数额。通过改革，拉开干多干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奖金分配上的差别。
改革了人事制度，对干部职工实行聘用合同制：1984年全院有职工1035人，其中符合离退休条件的49人，全部办理离退休手续；1985年底全院未被聘用的职工11人，占职工总数1%。
从1989年1月起，在1984年开始的经济管理改革的基础上，医院对科室实行初步的成本核算管理，并签定“全面综合目标责任制”合同。
在实施综合承包责任制（以后改为综合目标管理责任制）过程中医院不断完善自我约束机制，对改革中的指导思想、经济活动、医疗业务质量、医德医风等方面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监督、监控制度，保证了改革健康发展。
1993年6月，医院又试行了全员劳动聘任合同制与报酬挂钩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破除铁交椅、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它的成效主要是体现了知识的价值，初步克服了脑体倒挂，增加了医院的凝聚力；内部潜力得到挖掘，促进了医院科技水平的提高；择优聘任，干好干差不一样，充分调动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医院从1991年起开展了创建“三级甲等”医院的工作。成立医院分级管理领导小组，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责对全院创建“三级甲等”医院工作进行总策划。组建医院分级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检查全院的达标建设工作。各科室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抓好本科室达标上等建设工作。达标上等建设的各项标准逐项分解，层层落实。
建立、健全医院管理组织机构和有关科室，制定管理章程和办法，如院级的院务管理委员会、职代会、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病案管理委员会、药事管理委员会、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科室成立相应的管理小组。
编印全院各科室、各部门和岗位的工作制度，各级各类人员的职责，各种常见疾病的诊疗常规，基本诊疗技术操作常规、各科常用诊疗技术操作常规和疾病护理常规、常用药物及制剂手册、营养治疗手册等。
为提高病历书写质量，建立了三级质检制度。制定了处方书写规范。定期举办病历和处方展览。在全院医务人员中反复进行“三基”培训和考核，使全院基础质量明显提高。
确保技术水平按要求达标。各科室开展了不少新技术，使技术水平取得了突破，特别是重点专科承担了省、市科研课题，取得了一些新的科研成果，填补了医院的空白。
创“三甲”中，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卫生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医院门诊楼拆建工程初步立项，兴建临时门诊业务用房，并进行其它业务用房的改造和维修，以及供水、供电、供汽、通讯、交通等设施的配套建设。加大对医疗设备购置的投入，更新了一批新的医疗仪器和设备。
将医德医风作为达标建设的重点，健全了职业道德建设体系，落实各项思想政治工作和医德医风的规定和措施，完善社会和群众的监督机制，全院文明服务、廉洁行医蔚然成风，病人对医院工作的综合满意度逐步提高，省、市多家媒体多次报道本院医德医风情况。
创立信息化管理的工作模式。分四期工程建立起统计、药品、医疗设备、人事、财务等综合信息管理系统，部分实行联网，为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打下基础。
医院在通过广州市医院评审委员会于1994年3月1日至3日组织的初评基础上，1994年4月8日至12日，接受了广东省医院分级管理委员会对医院进行“三级甲等”的评审。省评委分别对医院的科室设置、人员配备、组织管理、技术水平、信息管理、教学科研、医疗设备、统计指标、护理管理等九个方面进行了严谨、细致的检查和评审，医院以936.7分通过了评审。1994的4月29日，广东省卫生厅以粤卫[1994]第94号文件认定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
1996年医院开始综合信息系统的建设。建立了24个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共197个工作站，促进了医院的现代化管理。
在成为中山医科大学、广东药学院和广州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后，2000年正式挂牌为暨南大学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从而为医院的医疗、科研和教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00年新门诊大楼落成，它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雅。占地1698m2，建筑面积17851m2。楼高十二层，其中一至十一楼为门诊各科室，共开设99个专科、专家门诊。十二楼为多功能会议室，设有礼堂、学术厅、会议室。
2001年9月，医院撤消大内科、大外科编制，把原来的三级管理转化为二级管理，至2002年，医院已设置骨外科、烧伤整形科、康复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血液内科、综合病区、普通外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心胸外科、麻醉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中医科、急诊科等24个临床科室，38个专科门诊。
医院在基础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先后自筹资金建成办公楼、临时门诊楼、洗衣部、图书馆、营养楼，还完成了对制剂楼、MRI室、司机班等楼房的加层改造。至2003年底，医院占地面积24151m2，业务用房5万m2，职工1296人。
至2004年6月先后引进烧伤、骨科、麻醉科、皮肤科、呼吸内科、神经外科、临床实验技术等11位学科带头人，其中留德骨科博士1人，留英硕士1人。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人才结构，为医院发展做好了高层次的人才储备。开放病床720张，设有24个临床科室和8个医技科室，年门诊量约110万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约12000人次。
医院的医疗设备不断更新，1990年医院有医疗设备1292台，设备总金额780多万元；2000年医院设备增到3856台，总金额9000多万元，万元以上设备598台，10万元以上143台，50万元以上20台。如大型X光机、螺旋CT、ECT、磁共振成像系统（MRI）、彩色超声多普勒显像仪、体外震波碎石机、肺功能测定仪、动态心电监护系统、电子结肠镜、各种纤维内窥镜、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高压氧舱等。至2003年底医院设备总价值约12000万元，拥有10万元以上设备210台，能为广大患者提供先进的诊疗服务。
目前医院已建成集医、教、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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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发布于 2019-12-03 14:10:30
